东昌府年画,发源地为今阳谷县(旧寿张县)的张秋镇
最近半年,在京城旧货市场看见一种用蓝色土布线装的年画本子,据说来自山东西南地区,称为“书夹子”、“书本子”、“布轴子”,名目繁多,各县叫法不一,但特点是一样的:都是用年画版印刷的,外面以土布为封面,正面封面与年画一样大小,但底面修长,可以折包过来,并且与正面有钮扣相系。该书长35厘米,宽20厘米,俗称这些年画为戏,每册页数不等,少者十页左右,最多者达40页上下。
木版年画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,明清两代有很大发展。“书夹子”属于木版年画性质,《说文通训定声》:“判木为片,名之为版。”《辞海》:“将绘画复制于木、竹等版上,或由木刻拓制之画,皆称版画。”这是指广义的木版画,包括拓片在内。由于它是在木版上印制的,它应该产生于帛、纸产生之后,不过年画是一张张分开印制和张贴的,其篇幅也较大,把年画编成“书夹子”、“书本子”却较罕见,这种装祯方法,必须要求将年画篇幅缩小,而且改为横幅式,外边包有土布面。
其实,上述装祯形式是古代包装书籍的形式之一,即线装形式。据了解这种风俗依然在山东西南部广大地区还保存着。当地的年画店不仅印制批量的各种年画,还印制不少“书夹子”,甚至戏本,如聊城等地流行的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剧本,都是用年画方法印制的,一般为一函四本或五本,外边也包以土布蓝皮。鉴于该年画出自东昌地区,又称“东昌年画”。
东昌府年画,发源地为今阳谷县(旧寿张县)的张秋镇,相传是在明代从河南朱仙镇传过来的。张秋镇是地处京杭大运河的黄河北岸的第一大码头,水陆两路交通方便,是经济、文化汇集之所,其木版年画也沿水路传播到各地,其周围聊城、堂邑、莘县、邓县、郓城、荷泽等地都是年画的重要产地,不过,传统的看法认为当年生产年画还有一个特点:刻版是在堂邑县西三奶奶庙、徐一发村和许堤口村,但他们不印刷、不发行;而是运到寿张县张秋镇印刷和发行,其中又有不少画店,如寿张姜庙、张秋长兴店等。但是从已见到的“书夹子”看,还有若干画店:一是“红船口复兴永画店”,一个是“源盛画店”,还有一个是“水盛程”,此外还有义和成、迅子庄、福顺祥、广兴店、同济店、永盛和等画店。尽管有些画店坐落地点不明,但“复兴永画店”却位于郓城和鄄县之间,说明寿张县外也有不少画店印年画。这些年画不仅销售于山东各地,也远销河南、河北和东北各地。
东昌府年画的制作技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也是套色木版印刷,工序有四个步骤:即绘稿一刻版一印刷一手绘。所用的木版皆取自当地盛的楸木,制成木板后,先以纸画出草样,然后糊在木板上,再沿着图样进行雕刻,当然是阴刻线条。进而用木版印成单色图像,这种印刷是木版固定,在其上涂刷墨汁,把宣纸铺在木版上,再以棕刷刷一下,就印出黑白分明的图像了。最后一道工序是手绘,即在黑白线图上着色,运用不同颜色绘出人物的五官、服饰和各种道具,从而完成了年画制作。
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,东昌府年画、“书夹子”的创作题材十分丰富,涉及方方面面,但是“书夹子”缺乏神像题材,而多戏剧故事。大体有以下几类:
(一) 戏剧故事
这类题材在“书夹子”中为大宗,有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杨
八姐》、《五雷阵》、《十五贯》、《打鱼救家》、《姚刚征南》、《董卓大闹风仪亭》、《水漫金山寺》、《七星庙》、《知
仙庄》、《东郭先生》、《刘卖婆》、《秦琼观阵》、《雪麦》、《桑科记子》、《拴御状》、《战宛城》等。
(二) 花鸟
花鸟题材也较多,如《凤凰牡丹》、《丹阳朝凤》、《鹌鹑》、《花瓶》、《菊花》、《牡丹》等等。
(三) 吉祥图案
属于吉祥图案的题材有《刘海戏金蚕》、《莲生贵子》、《五子登科》、《大吉大利》、《灯笼》、《五老图》、《美女图》等。
(四) 其他
还有《八仙醉酒》、《十二生肖》、《水浒叶子》等。
“书夹子”与一般年画一样,也有一定特色,即民间性,正如王树村在《木版年画中三诀》所归纳的:“一,画中要
有戏,百看才不腻;二,出口要吉利,才能合人意;三,人品要俊秀,能得人喜欢。? ‘书夹子”也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、
以图像为主的民间艺术形式。
“书夹子”流传时间不下百年,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:清代晚期、民国时期和建国后。前两个阶段都是土布包皮,最后一个阶段改为纸封面,内容仅限于样版戏,如《沙家滨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海港》、《红灯记》等。上述装祯形式,对版画有一定影响,廿世纪三十年代有正书局和神州国光社刻的《黄宾虹记游画册》,就是作者遍游大山名川所画的配诗画作,在友人帮助下用版画印刷的,全册共40册,就与“书夹子”相近。
最后,“书夹子”是做什么用的呢?它有哪些社会功能?
首先,它是一种嫁妆品,而且放在嫁妆箱内,故有箱底画之称。因为“书夹子”是年画店专为人家办喜事印制的,又称“喜字画”。对于当事人来说,它不仅是娘家的嫁妆之一,也是结婚的纪念品,所以从当新娘开始,就精心保护,爱护备至,终其一生都会保存在自己的身边,这是“书夹子”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。
从地理位置上看,书夹子广泛存在于以山东的郓城、菏泽、聊城、朝城为中心,辐射至河南的开封、洛阳的少数地区,河北清河等地。
自清初起,在上述农村地区流行着一种婚嫁习俗,就是在姑娘出嫁时,嫁妆中除了衣服、细软等一些标准性的配置,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嫁妆,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书夹子。在当时,织布绣花、做鞋做帽都是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。在当地,“做双鞋子送情郎”的说法极为广泛。做鞋要有鞋样、绣花要有花样,而在当时,复制这些东西的手法就是剪纸。为克服纸张质软、易破损,携带不方便的弊端,有心人便发明了一种以粗布为皮,以硬质纸张为心,以棉线装订的类似书本的东西,将鞋样、花样夹在其中,既保护了鞋样、花样,又美观大方、易于携带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画书夹子的雏形。渐渐的,书夹子成为了当地女人必备的一种宠物。哪里有市场需求,哪里就有市场竞争。为了让自己的书夹子更好卖,商家就引进了木版年画的印刷
技术,在书夹子内的纸上印上漂亮的花纹、戏文等老百姓喜爱的吉祥图案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书夹子。
其次,它是性教育的教科书。据东昌、潍县和高密等地年画的调查,起初送给新娘的嫁妆画并不是一般年画,而是“避火图”,宫廷称春宫图,这些图都是一些作爱的形象,显然是供新婚夫妻看的,从而增加性知识和掌握性技巧,是一种性教育的教科书,是母亲或嫂子购买的嫁妆品。单独成家后,又将其置于门内门楣上边,据说可以避火,故名“避火图”。后来,随着社会风气和性观念的变化,多不用避火图,而改为吉祥、戏文等可以公开的题材。
第三,它是教育子女的教具。当“书夹子”的题材改变之后,它又获得了一种新的职能,当时新娘已经变成了孩子的妈妈,她也常常拿起“书夹子”,勾起对初婚的记忆,同时也利用“书夹子”的形象图画,为婴儿、少儿讲戏剧故事,在这里,母亲是儿童的首任教师,“书夹子”成了育儿的生动教具。
此外,“书夹子”成了妇女贮存杂物的器皿。已婚妇女不仅把“书夹子”作为纪念物、教科书,还把它作为贮存杂物的容器,如把平时剪的鞋样、绣花稿、剪纸夹在“书夹子”里,这大概是群众把它叫作“书夹子”的缘故吧!据作者所翻动的“书夹子”看,有不少“书夹子”内放有针头线包、剪纸样子,还贴有叠纸玩具,在个别的“书夹子”里也夹有粮票、邮票、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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